週一, 11 二月 2019 15:24

一个78岁老人,录下一群老人生前最想说的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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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及轉載自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 一个78岁老人,录下一群老人生前最想说的话 (原创:一条)

香港有一支老年摄制队,

成员10名,平均年龄68岁,

他们的拍摄内容很特别:

免费为比他们更年长的老人,记录遗言。

4年来,80多个老人,

在镜头前录下生命里最后的心里话:

关于自己的身后事,关于对子女们的叮嘱……

很多老人,还未开口,就先落泪了。

这些遗言视频,根据老人的要求,

有的在生前就公布,

有的在去世后转交给他们的子女。

这些话对子女来说,字字戳心,

也有人看了后悔万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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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香港精神奖”领奖现场

这支老年摄制队的创始人,

是家产千万的老翁吴国雄,78岁了,

“人生最后的时间,做些有意义的事。”

今年9月,老年摄制队获得了

南华早报主办的香港精神奖。

撰文  张锐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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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儿子,我在养老院一切都挺好的,只希望你能有时间来看看我。现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就是放假,身边院友的儿女都会载他们出去喝茶、逛街、看戏;唯独我没人来探望。有时间就过来吧,很怕等你真的来的时候,我已经不在了。”

这是一次拍摄中,一位婆婆对着“生前遗言”老年摄制队的镜头说出的话,镜头后78岁的吴国雄,止不住眼泪往下落。

而更多时候,当摄像机打开,镜头前的老人常常还没开口,就已经热泪盈眶,说不出话了……

因为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录制,是迈向生命最后前最想说的话。而你会发现,这些话都是最朴实无华的,也最触动人。

大多数老人都会以子女的称谓开头,娓娓道来一生的幸福和遗憾。

*为尊重长者隐私,以下案例中,部分个人信息已做模糊处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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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,85岁,2个子女

“回想过去,我算是一路养尊处优的,能遇到老伴我很幸运。如果给我多一次生的机会,我会更珍惜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。

匿名,82岁,3个子女

“根据我的身体状况,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,希望到时候能按照佛教仪式将我火葬。” 

匿名,80岁,1儿3女

我这一生,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到四世同堂。我的4个子女都很孝顺,大女儿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,可能也有女朋友,我好想他带回来给我见一见。如果能亲眼看见他结婚生子,抱曾外孙、曾外孙女就完整了。” 

简女士,81岁,5个子女

“儿子,你不用每天都来看我的,我知道本身你就要供女儿读大学,还要还房贷,已经很辛苦了,不要为了我搞坏了身体、失去工作,这样我心里会很难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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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名,77岁,2个儿子

“为不影响儿子们的生活,我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。在财产的处理上,因为小儿子条件差些,我便把房产和为数不多的积蓄给小儿子多分了一些,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住进养老院后大儿子很少来探望我。

趁这个录制遗言的机会,我想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:大儿子,我是你的亲母亲,弟弟也是你的亲弟弟,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因为不知道自己还剩多久了,现在只是想多见你们几面,多和你们聊聊天,我就心满意足了,你能明白我吗?”

匿名,87岁,1儿1女

“到了人生的这时刻,我反而回想起小时候,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,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,十分遗憾。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、女儿两家人和睦相处,互相照顾,这样我走的也就安心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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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女士,74岁,1儿2女

“我丈夫很早就去世了,我自己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我的大半生都重男轻女,我的三个子女都生了女儿,我当时很生气,甚至故意不好好照顾儿媳和女儿,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
但她们却一如既往对我好,甚至比儿子更细致、更照顾我。我亏欠她们太多了,就希望她们不要怪我。”

匿名,80+岁,无子女 

“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点什么,你们年轻一辈不要学我,又贪赌、又贪喝。我希望在我过世后将遗体捐献,给香港医学院做研究,为社会做点贡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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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“生前遗言”摄制队 

 一个平均年龄68岁的热血老年团 

在香港九龙、新界一带,你可能常会看到一个老人团,提着大包小包的摄像机坐公交,吴国雄就是其中之一。

吴国雄是香港明爱退休人士服务中心的一名义工,2015年创建了这支“生前遗言”摄制队,最初只有3个人,现在已经有10名成员,平均年龄68岁。

摄制队最主要的工作,就是义务给养老院的老人录制遗言,4年来,为80多个老人完成录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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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吴国雄看来:“中国的老人,跟子女面对面谈生死,还是挺难以启齿的,无论是羞于表达一生的遗憾,还是担忧子女无力接受。现实是很多子女根本不了解老人真实的心境和想法。录制遗言视频,可以让老人们放胆说出心里话。”

拍摄后,摄制队会用Premiere剪辑软件将素材剪成一个2分钟左右的短片,老人有权决定影片什么时候给到孩子们,哪一部分可以生前播放,哪一部分希望离世后转交给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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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先生(右一)与摄制组研究学习

梁先生是今年刚加入摄制队的成员,70了,老北京人,1985年移民香港,后来儿子、太太,也陆陆续续到香港。

“我第一次跟摄制队拍摄是在明爱养老院,一上午录制了整整10个老人,对我冲击很大。我觉得有些老人挺无助的。虽然生活条件上没问题,但精神上很孤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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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制现场

梁先生说,其实每次组长吴国雄要分配给他剪片子,他都很犹豫,“因为看到老人的影像,我就忍不住流泪。”

“我还没正式录过遗言,但这一年,看老人们录遗言的场面、听他们说的话,感触特别深。等到需要的时候,我想我也会坐到镜头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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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雄介绍说,“这4年多来录的视频里,老人们叮嘱最多的,还是子女。子女看到这个视频后,心底应该都是很震撼的,甚至后悔万分。”

说到这里,他也哽咽,因为自己当年就没来得及陪伴母亲的最后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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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述  吴国雄

1958年我只身一人,从大陆来到了香港,家人还都在广东。当时我妈妈身体已经不太好了,我希望能在香港赚够了钱,寄回家里给妈妈治病。

但我来香港后的不到半年时间,妈妈就去世了,当时我也没法回去,没能见她最后一面,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深刻体会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。

这也是我听到很多老人对子女说遗言,止不住流泪的原因;也是我现在坚持帮老人们录遗言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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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8元人民币闯香港   

从大陆来香港的时候,我身上只有8元人民币。

在香港打拼的几十年,我做过巴士司机、消防员、服务员、可口可乐公司推销员,各种各样的行业。也因此攒了一笔钱。

1970年左右,我花3000块买到了我的第一个出租车牌照,开始开的士赚钱。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3个,做成了一个小车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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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雄00年代在四川旅游留念

08年的时候,我发觉自己年纪大了,在香港打拼这么多年,也该退出安享晚年了。我就卖掉了这4个车牌,一个车牌卖了300万港币,四个牌照拿到了1000多万,在当初是不小的数目。也回大陆走了一走,旅旅游散散心。

我姐姐几年前也过世了,人生没什么经济上的顾虑了,就想过好现在的日子。觉得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,应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又拿出十多万买了一些摄影器材,想着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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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活到老,学到老,老年人学习不容易 

2015年第一次录制遗言时,那位老人70多岁,身体很虚弱,坐着轮椅来拍摄的。

有些老人看见镜头不由自主地紧张,说不出话来。还有老人家讲得激动的时候,一直哭,只能等情绪恢复再继续。

给老人录遗言不是一件容易事,沉重且艰难。不仅是精神上的,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技术上的操作就很困难。

我2000年才开始学电脑,学摄影摄像,从零基础到现在半专业的拍摄,一个是凭兴趣,一个是靠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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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制队成员围坐学习剪辑

老年人学摄影不是件容易事。反应慢、视力差、听觉差、没记性都是硬伤。去外面上课老师有时候教得都没耐心了,我们就内部一起研究学习。一位退休之前搞摄影的队员带着我们,内部录好教学视频,回去反复看,看不明白再沟通。用这个方法,我们老年队员进步速度很快。

大家都是义工,没有钱收的,甚至交通费都自己出。幸亏在香港超过65岁,交通费只要2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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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摄制队在香港旺角选购器材

现在每接到一个新任务,我们的老年队员们都可以迅速分配工作,根据活动内容选择带几台机器,带多少灯、支架……如果有新人加入,还会分配一个熟练的队员带新人,一边做一边学。

在社会的角落里,我们一帮老头子可是很认真地在做我们热爱的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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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人生最后的时间,做些有意义的事 

可能有些人觉得遗言遗像这些事情不吉利,但现在很多老人都能想通。有一年我去了在香港举办的殡仪博览会,很多人在推销土葬、棺材等等,还看到很多老人在拍自己的遗像。

我问他们,不会觉得不吉利吗?他们说:没关系啊,既然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,与其到时候用家里翻出来的残旧照片,我们为什么不打扮得漂亮来拍照留下纪念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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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制遗言是我一直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人到终年,不光能帮老人记录生前想说的最后的话,同时自身作为一个老年人,我希望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。虽然我们退休了、年纪大了,老年人也可以在逆境中自强。

给老人拍遗言之前,我就已经看开生死了:死亡是迟早的事。看过这么多老人留下遗言后,我有了更多感触——所有老人都希望讲心底的话说给后辈听,希望他们的离世没有遗憾。

有人问我,你已经78岁了,打算拍到什么时候?我不知道答案。

只要我身体状况允许,我就会一直做下去,我发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想的太多,最后都会变成压力。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,还是开开心心度过,这样就最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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